师艳荣：公共外交视域中的中日青年交流评析——以“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为中心 （转）
《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5期发表《公共外交视域中的中日青年交流评析——以“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为中心》（全文约1.3万字）。
师艳荣认为，青年国际交流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青年间促进相互理解、提升相互认知的有效途径。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青年交流曾发挥了助推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青年交流受到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迎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逐渐形成了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格局。在众多中日青年交流活动中，1979年启动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位。该项目是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由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实施的，也是中日恢复邦交后开启的首个政府间青年交流项目。迄今为止，该项目已持续开展44届。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回顾中日青年交流的发展历程，研析“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日青年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公共外交与中日青年交流
青年交流是中日公共外交的最重要层面。回顾历史，以人员与文化交流为主的青年交流，在战后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上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65年，450余名日本青年不顾日本反华势力的阻挠，接受中国邀请参加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开创了中日民间外交的新局面，为二战后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的中日关系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年，中国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这3000人中至少有1/3后来担任了日本各级日中友协的负责人。1985年，500名中国青年组成“友好之船”代表团回访了日本，将中日青年交流推向高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青年交流一直保持着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21世纪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日关系也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和发表歪曲历史言论而出现倒退。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日国力发生逆转，战略竞争加剧。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但青年交流始终受到中日两国高度重视，各类研学旅行、交流互访活动丰富多彩。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中日青年交流已形成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格局。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媒体、企事业单位等多种交流渠道；交流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交流层次广及青年领导人、公职人员、企业家、学者、大学生等各行各业的青年。这种全方位交流格局强化了青年交流的公共外交功能，很多参与交流的青年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骨干力量，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二、“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实施机制与发展特征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是中日青年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公共外交的实践范例。作为中日政府间开展的双向交流项目，项目的实施，包括双方代表团成员的招募选拔、培训研修及具体日程安排等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该项目自1979年启动以来，在中日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和稳定的交流模式。
（ 一）实施机制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实施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和平友好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旋律。1979年，为纪念该条约的缔结，中日两国政府共同主导的“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正式启动。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是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实施的高级别青年交流项目，由中央直属机构承办，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地方团体等协助实施。中国的主办方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目前的承办方是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日本由内阁府主导，青少年国际交流推进中心承办。该项目既是全国青联对日青年交流的品牌项目，也是日本内阁府开展青年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项目。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是双向交流项目。两国以互派青年代表团的方式，通过青年研讨、参观访问及家庭寄宿活动等模式，与当地青年开展文化交流。中日政府各自选拔青年代表组成代表团，就互访具体事宜相互协商，共同确定方案。以日本为例，其访华青年团活动实施的具体流程为：内阁府官网发布招募通知→选拔青年代表→集中培训→访华→回国后召开成果汇报会→参加同窗会或“事后活动组织”。
（二）发展特征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是两国持续性青年交流活动的典范，其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迄今为止，“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已持续开展44届，该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常态化交流机制，大体经历了繁荣期、平稳期、上升期、低潮期等发展阶段。
作为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双向交流项目，无论是代表团成员的层次，还是交流日程的设定，处处体现出高规格和高级别的定位。如由在任或退休的厅局级官员、团体负责人、教授等出任团长，选拔优秀青年组建代表团，拜会中央政府主管机构、协助项目实施的地方行政机构及使馆相关人员，参访首都及各重要城市等。此外，双方约定活动经费由接待国全额负担，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经费保障。
1979年，“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开启的首次互访活动引起两国高度关注，两国青年代表团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为项目的持续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后，在完善的实施机制推动下，该项目始终保持了常态化发展态势。特别是近年来因中日关系困境导致很多交流项目被迫中止，但“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始终保持正常开展。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也没有阻断两国青年的交流，该项目由线下转为线上。
第二，稳定的交流模式。“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通过青年研讨、参观访问及家庭寄宿等交流模式与当地青年进行广泛的对话与深入的交流。其中，青年研讨是实现中日青年间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两国青年围绕特定主题开展讨论。
参观访问也是青年交流的重要模式之一。每届活动都会根据主题需求，按照事前安排参访首都及各地方城市的古迹、产业、教育、文化、福利等各领域设施，让中日青年体验异国文化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社会发展现状。而且，参访地及参访企业的选择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契合社会需求。近年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逐渐成为中日青年关注的重点，而就业、老龄化、环保等议题也逐渐成为青年研讨的主题。此外，为让中日青年更好地体验对方的家庭生活及文化，家庭寄宿活动也成为该项目的常规交流内容。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在常态化交流机制保障下，通过交流座谈、参观访问、家庭寄宿等方式促进了人员和文化交流，为中日青年搭建了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三、“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效果评价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成效突出。截至2022年，两国各有超过千名青年参与过该项目。在线下互访中，中方已接待1068名日本青年，同时派遣了1113名各界青年代表访日。如果加上2020—2022年间参加线上交流的149名中日青年（日本青年74人，中国青年75人），共有2330名中日青年直接参与了该项目。日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该项目的中日青年均给予了很高评价。该项目不仅得到了中日青年的高度认可，而且在公共外交和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公共外交成效显著，增进了中日青年间的沟通互信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平台，在推动中日公共外交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年第41届“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该项目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成效主要表现为：第一，促进了中日青年间的相互理解。第二，深化了中日友好关系。第三，加深了两国青年对彼此国家的了解。
日本青年的对华认知也因参加该项目而发生了改变。这一点从参加2017年“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日本青年的报告中可见，日本青年的对华认知更趋全面和客观。
除直接参加交流的青年外，“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还带动包括家庭寄宿、访问设施及访问地青年等在内的更多人员间接参与到国际交流活动中，其辐射效果显著。实践证明，通过青年交流建立的友谊，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民意基础，很多参与交流的中日青年已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青年人才培养成效突出，提升了中日青年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及社会奉献意识
青年国际交流让青年参与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培养他们各种实践能力，开阔其视野，。“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促进了中日青年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拓展了两国青年的国际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沟通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人才。
参加该项目的中日青年非常认可该项目对自身成长的积极作用。2019年第41届“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效果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你觉得参加这个项目对你的将来有用吗?”的提问中，在1—5（由低到高）的评价等级中，参加交流的所有日本青年都给出了4级以上的评价。调查显示，日本青年的个人能力和参与社会贡献活动的热情都有了明显提升，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策划能力，其次是对多文化的适应能力。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困境的加剧及疫情因素的影响，“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的规模有所萎缩。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国力对比的逆转使得日本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特别是在美国因素干扰下，中日政治关系恶化，中国被迫中止了部分对日政府间和民间交流活动。在此背景下，“中日青年友好交流项目”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中日青年代表团互访人数虽然波动不大，基本保持在30人上下，但访问天数和到访城市数量减少，项目发展规模整体呈萎缩之势。
四、中日青年交流的发展前景
中日青年交流有着良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它不仅促进了文化传播，改变了中日两国青年对彼此的认知，而且很多参与者成为促进中日民间交流的文化使者或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实践者。近年来，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的形势下，如何扩大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一，战略需求。青年交流在二战后的中日友好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中日复交前的两国青年民间交流，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政府主导的青年交流，中日青年交流机制不断成熟并得到巩固。历史发展证明，青年的持续性友好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虽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但并未对两国青年的友好交流产生决定性影响。
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给“熊猫杯”征文大赛获奖日本青年中岛大地的复信中指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加强交流互鉴、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积极贡献。”开展中日青年交流已成为中日领导人的共识。2019年6月27日，中日领导人在大阪会晤时达成十项共识，其中提到：“两国领导人同意，积极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双方要以今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为契机，积极开展修学旅行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互访交流活动，广泛播撒友好种子。”2021年10月25日，在第17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致辞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日双方应着眼长远，持之以恒推进青少年交流，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日方也表示，面向未来构筑具有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继续日中间的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少年交流，有着重要意义。中日两国对青年交流赋予了很高的定位和期待，强化青年交流符合两国深化公共外交的战略需求。
第二，民意基础。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日两国面对面的交流活动骤减，中日民众相互好感度整体下滑。相较之下，两国青年对彼此国家的好感度一直比较乐观。日本内阁府202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18—29岁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相较于17.8%的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18—29岁日本青年对华抱有好感的比重最高，达到了28%。，84.7%的日本青年（18—29岁）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较为重要”（日本民众全部受访者为73.5%）。可以说，中日青年对彼此好感度及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为中日青年交流乃至中日关系的长期向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第三，现实需要。2022年召开的第18届“北京-东京论坛”18年来首次以“立足青年视角，思考中日关系未来”为题专设“青年论坛”。论坛中，中日双方青年都谈到了交流的重要性。日本青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理解是不全面的，90%的日本年轻人没去过中国，通过交流，可以让日本青年感受到真实、生动的中国社会，让日本青年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参加论坛的中日青年就如何推进中日关系、促进两国交流，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表达了增强中日交流的意愿。另据2021年开展的“熊猫杯”青年交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日本青年有与中国青年交流的意愿，希望通过增加留学、修学旅行互访、文化交流的机会，深化两国青少年交流”。中日青年的交流需求和意愿，将助力青年交流迈上新阶段。（完）
- 师艳荣 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